幫打包、麻將聲、廁所裡的床…華人餐館小孩 從餐廳看見世界

陳國材(Curtis Chin)的第一份工作，是把一片片小杏仁壓進麵團裡；那一年，他不過四、五歲。

作為在美國生活的第三代廣東移民，陳國材的祖父早在1940年代便於底特律(Detroit)開辦了當地標誌性的中餐館Chung’s(暢市樓)。因此，陳國材一出生便把餐館當作家，牙牙學語之際就幫著奶奶製作杏仁餅乾。

再長大一點，陳國材的責任也隨之加重；他當過跑堂、洗碗工、服務員，最後做到經理。陳國材在雅座和廚房之間穿梭，看著形形色色的人進進出出；從奧斯卡影帝、政客，到普通老百姓，乃至皮條客和妓女。他樂於聽食客們聊今天過得怎麼樣，聽各種他在別處聽不到的人生；「我覺得我是透過食客在看世界」，陳國材說。

2005年，陳國材的父親去世，經營了60餘年的老店Chung’s關門；2023年，他將自己在餐館裡度過的童年寫成了一本回憶錄，「Everything I Learned, I Learned in a Chinese Restaurant (我在中餐館學到的一切)」。帶著這本書，陳國材走訪了九個國家、舉辦300多場演講；現在換成他走出去，背著背包看世界。而無論是在比利時或蘇利南，總有更年輕的亞裔面孔在散場後找到陳國材，動情地說，「你的經歷跟我一模一樣」。

對許多在中餐館長大的華人小孩來說，這種共鳴並不陌生。開辦中餐館是一代華裔移民最普遍的謀生手段之一，這些家庭式經營的小館，往往沒有辦法將生活和工作分開。於是孩子就在餐館長大了，一代又一代的華裔小孩在高峰期的喧囂與打烊後的寂靜之間，度過了他們的童年。他們被稱為「餐館小孩」(Restaurant Kid)。

「在亞裔美國人的離散族群裡，特別是當有人告訴我他是福建人，我總會問，你也是在餐館長大的小孩嗎？」現就讀哈佛大學一年級的黃維亮(Andy Huang)說，「通常答案都是肯定的」。

黃維亮的父母在紐約長島開辦美式中餐館，他的童年節奏固定，由家、餐館、學校的三點一線組成。在高中階段，下午2時40分放學的黃維亮往往會因社團活動留校一陣子，隨後直達餐館，趁晚餐高峰期開始前的空檔先吃第一頓晚飯，再分秒必爭地做功課、備料；大約晚上8時，用餐人潮退去，在9時離開餐館前，黃維亮會在廚房隨手帶點吃的回家，留作熬夜唸書的口糧。

「我爸媽需要我幫什麼，我就幫什麼。到了高中，我基本上學會了他們所有的技能」，黃維亮說，自己幾乎是萬能幫手，能幫忙下單、打包、製作炸物，忙碌時甚至會幫著在灶台前做些簡單菜色。因為英文最好，他也是固定接線員，「如果客人對某種食物過敏，我能完全聽懂，確保訂單正確」。

餐館給了這些孩子一個特殊的成長空間，它既是工作場所，也是遊樂場。黃維亮從未有過家庭旅行，也從未去過迪士尼樂園；但他記得，外帶紙袋裡用來穩固底部的紙板，是他和哥哥、姊姊最好的玩具。他們把紙板折成迷你劍，在深夜空蕩蕩的店裡比劍對打，爸、媽收拾完檯面後有時也會加入戰局。

店裡還有一個小費罐，客人投進去的一塊、五塊，裝滿了就拿去買比薩，「那真的超開心，小費最終都回到了孩子們身上」。黃維亮說，他們家表達愛意的方式是幽默，是油煙和疲憊間的笑聲，「那是我最重要的記憶之一」。

陳國材對深夜的記憶，則是麻將聲。Chung’s的特色之一是其超長營業時間，周末開門至凌晨2、3時，上學的日子則大概到11時。深夜，駐守的大人們圍著桌子打牌，來客人了就停手去幫忙。陳國材就坐在旁邊看，或者在椅子上打個盹；雖然對小孩來說實在熬太晚，但他有堂兄弟、有親兄弟，總能找到打發時間的方法，「我們會看電視，一起玩、一起吃東西，雖然也會抱怨，但那就是我們的生活」。

餐館有時也是這些孩子唯一的家。目前就讀紐約大學(NYU)碩士班的黃鈺(Tiffany Huang)，在佛州的一家中餐外賣店裡長大。她記得，自己在餐館裡睡覺、吃飯、寫作業，而她最早的「臥室」，是塞在餐廳櫃檯下方的一把五塊錢的摺疊海灘椅。後來，她在店裡待的時間愈來愈長，父母索性把一間廁所改成她的臥室，在裡面放了一張床。黃鈺說「我幾乎24小時都待在那」。

在科羅拉多州小鎮長大的任金地(Jendy Ren)境遇相似。作為鎮上唯一的亞洲家庭，任金地父母開的是自助中餐館，一家人從早上7時備料，一直工作到晚上10時打掃收尾。而她和姊姊是店裡僅有的幫手，六、七歲便開始接待每一位進門的客人。在依賴汽車出行的科羅拉多，任金地不像大城市的小孩可以搭地鐵到處跑，也因為父母每時每分都在後廚忙碌，她和姊姊哪兒都去不了。「小時候我最期待就是去參加朋友的生日派對，但往往都得在店裡幫忙」，任金地說。

但任金地也記得，在店裡沒有客人的空檔，她和姊姊會自己發明遊戲，在那間餐館裡建造一個屬於她們的小小幻想世界。「我覺得我的童年有很多發呆、或享受無聊的機會，」她說，「這在社交媒體刷屏的今天其實很難得」。

大紐約區華人教育基金會(Greater NY Chinese Dollars for Scholars)專為父母在亞洲餐館工作的華裔學子設立雲吞食品公司獎學金。如今就職於電商巨頭亞馬遜(Amazon)的任金地不僅曾是獎學金得主，也在工作外的時間擔任基金會的協調人。因此，她透過基金會接觸了許多背景相似的同齡人。

任金地發現，幾乎每個餐館小孩都對自己的童年有複雜情感。「小時候我們都會羨慕身邊的普通小孩，看著他們放學後能輕鬆地出去玩，心裡會不是滋味」，任金地說，「大家都覺得童年很痛苦、很創傷，但我們也很慶幸，這段經歷讓我們變得非常懂得感恩，而且更願意去反思」。

對於華人教育基金會會長李德怡(Tina Lee)而言，餐館小孩的特質非常明顯。「他們往往更具韌性、更成熟」，李德怡說，「因為從小要和食客打交道，他們通常溝通能力更好，也因為看到父母的辛苦，他們會更具上進心」。

黃維亮認為，高強度、高壓的餐館成長環境讓在這裡長大的孩子們具備極強的抗壓能力。「不誇張地說，10歲的時候，你的時間和工作管理能力可能就比職場上的一些大人還強了」，黃維亮說，「無論將來做什麼，這些技能對我的學業和個人發展都非常有幫助」。

社媒蔚然成風的當下，TikTok上也湧現了不少餐館小孩自述童年經歷；「刀槍不入」(Bulletproof)是其中被提及最多的特質。作為在TikTok上擁有逾7萬粉絲的業餘博主，黃鈺說，很多人會害怕社媒上的負面評價，但她完全能處變不驚；「我經歷過的童年，已經讓我培養出了一種內在的自信，我覺得我可以應對任何事」。

若能再次選擇，黃鈺還是百分之百會選擇作為餐館小孩的童年，「雖然過程很苦，但那是我自我修行的過程。透過不斷的反思，我學會了換位思考，去體會父母的處境。這讓我對世界有了更多的同理心」。

黃鈺在TikTok上發布了兩則有關餐館小孩的影片，收穫的數十條評論中，不少是陌生人分享的相似經歷。「我會覺得很感動，因為我們共同經歷了同樣的人生」，黃鈺說，這種不期而遇的隱密連結將餐館小孩們凝結成了一個小小的社群。

而陳國材看到的餐館小孩經歷更具普世性，跨越了國界、文化和代際。帶著回憶錄環遊世界時，陳國材注意到，每場演講結束後總有一個年輕亞裔面孔願意留到最後。「他們會等到所有人都離開，才過來跟我說話，因為他們想聊久一點」，陳國材說，很多次，這些年輕的孩子說著說著就哭了，因為覺得生活太辛苦，一直在和父母吵架，徒生迷茫。

「我告訴他們，對你的父母要有耐心」，陳國材說，「你現在覺得只有自己在面對的那些事，想融入社會的壓力、種族歧視、格格不入的感覺。但其實你的父母也在經歷，只是年紀不同、身分不同，他們的感觸可能比你想像的要深得多」。

對於一代移民父母，餐館是他們新生活的錨點，在陌生國度立足的根基。但他們也希望能用一家餐館，換孩子走向更大的世界。黃維亮的父母從不打算讓他接手餐館，「他們說要好好讀書，找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因為餐館工作太累了」；任金地的父母也一樣，退休後便打算關店，「他們不希望我們經歷他們吃過的苦」。

在父親去世後，陳國材曾猶豫過是否要接手Chung’s。最終，他選擇了繼續寫作、拍攝紀錄片；如今，他已是屢獲獎項的作家，他導演的紀錄片也在逾20個國家放映過600多場。

只是偶爾，陳國材還是會回想當初的決定；不過很快，他又會釋然。寫下回憶錄的初衷，是他想讓兄弟姐妹的子女了解這段家族歷史。而帶著餐館小孩所賦予給他的、經久不衰的生命經驗，陳國材得以全球巡回，真正走向世界；至此，一家中餐館也完成了它承上啟下，將一代代華人帶向世界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