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关系｜德总统访华总理转战亚太 继承“双线外交”推动双赢格局︱拆局
10月26日上午，柏林气温介乎16°C至17°C，秋高气爽。德国政坛两位掌舵人当天各自肩负特别任务，先后登上专机起飞，惟两人的目光都是投向万里之外的东方。总统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启程前往中国，展开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仅五个小时后，总理默茨（Friedrich Merz）亦从柏林起飞，率领庞大商界代表团奔赴新加坡、日本与南韩，踏上其就任以来最长的一次亚太之旅。
作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及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两大行政首脑在同一时间将目光投向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亚太地区，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航线，这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柏林精心布局的一场外交双重奏。
两大掌舵人上演双重奏外交
分散战略风险 vs 释放合作讯号
默茨依序访问新加坡、日本及南韩，此行切实回应了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Carney）早前关于建立“中等强国同盟”的倡议。该倡议旨在团结坚持民主原则、彼此尊重并开展经贸与军事合作的中等强国。值得留意的是，默茨此次亚洲之行随行人员包括30名企业高管及经贸代表，涵盖工业、科技、国防军工及能源供应商高层。施泰因迈尔访华行程之随行人员包含来自德国联邦议院、欧洲议会、联邦政府以及文化、科学与公民社会领域的高级别代表团。
总括而言，德国与新加坡、日本、南韩的合作范围极广，涵盖贸易与投资、人工智能（AI）、绿色经济及安全合作，延伸至“全球空战系统”（GCAP，第六代战机项目），并进一步触及人工智能、供应链基础设施及关键原材料等关键领域。默茨的核心目标在于分散经济风险，因为新加坡作为德国在亚洲的重要枢纽，拥有接近2,400家德国企业；日本为德国在亚洲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南韩则是德国在亚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而施泰因迈尔此行重点在于体制性的经贸议题与文化交流、互动，而非单纯为德国企业争取合约；总统的任务更多是释放一种战略合作讯号，而非落实具体商业合作。就行程中可见，施泰因迈尔首站抵达合肥，体验大众汽车（Volkswagen）与中国科企合作的智能电动车；次日前往宏村与黄山体验当地文化与自然风光，并参观李鸿章故居；随后转往北京大学切磋乒乓球，推动德国版的“小球推动大球”，并发表演讲。他在演讲表明不希望世界分裂为不同阵营，亦不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惟期待透过对话缩小贸易顺差并增强经济韧性，最终前往北京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
故一方面，德国希望透过默茨的访问拓展其在亚洲的经济与安全伙伴关系，以减少对中国的单方面依赖；另一方面，德国政府借施泰因迈尔之行程表明，德国仍将中国视为“重要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参与者”。
双线并行继承德国外交传统
其实，默茨与施泰因迈尔同时访问蓬勃发展的亚太地区，表明德国正在采取双管齐下策略，既要继续与中国保持对话，亦须寻求与亚洲地区现有及新兴伙伴建立新联盟。这种“双线并行”的外交部署，精准反映了德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既希望维持对华务实合作，又积极推进“去风险”，寻求多元化的供应链伙伴。
默茨政府此举并非凭空自创，而是继承了德国在外交上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历史传统。德国历史上多次利用“总理（实权与经贸）”与“总统（虚位与价值观）”的双线组合，在大国博弈与敏感地缘危机中寻求回旋空间。
例如在2012年至2017年间，即可看到德国前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与前总统高克（Joachim Gauck）的鲜明分工。前者致力于巩固德国的经济发展动能，默克尔甚至在其16年总理任内共计访华12次，几乎每年均率领庞大商界代表团访华以锁定市场份额；后者则主导国家的软实力与价值观外交，出身东德人权活动家的高克，在访华及访问东欧期间，屡屡公开谈论人权、法治与历史反思。
这种“默克尔谈生意、高克谈价值观”的分工，让柏林既获取了实质经济红利，又在西方阵营中维持其外交底线，为德国争取了极大的外交灵活度与话语权。
“东方政策”与“靠拢西方”相辅相成
追溯至更早的1970年代“东方政策”（Ostpolitik），二战结束后，西德首任总理阿登纳推行“向西方靠拢”的政策（Westbindung），将西德在政治、经济、安全与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及西欧紧密连结，推动西德加入欧洲煤钢共同体及北约。在西德完成战后重建并取得足够安全感后，西德于1960年代末开始推行“东方政策”，旨在与东德及苏联集团实现关系正常化与缓和。其核心为“透过接触与互动实现转变”（Wandel durch Annäherung）、“理解、对话与缓和”（Verständigung und Entspannung），逐步打破两德对峙现状，最终促成了1989年东德的和平革命。
德国“东西方并行”、“双线出击”的外交传统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向西方靠拢”（Westbindung）为昔日西德累积了足够的经济与安全底气，使德国得以获得西方阵营信任并具备实力与东方阵营对话；而“东方政策”则在冷战框架下开拓了外交灵活性。
因此，德国外交上的双线出击并非矛盾或冒进，而是一种务实策略。不过，面对目前国内青年示威、人工智能领域落后及能源价格飙升等内部挑战，德国政府如今似乎缺乏灵活应变的两手准备，致其在陷于被动、甚或是被指“发展落后”。
中德合作共赢 符合各方期待
当前中德及中欧关系正处于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杂关口。全球供应链重塑与地缘政治波动，考验着柏林能否在所谓“去风险化”与“深化合作”之间取得微妙平衡。然而，只要中德双方立足合作共赢、保持开放态度，在数字化、人工智能及绿色转型等新兴领域的合作空间依然广阔。考虑到德国在欧盟庞大的经济体量与深远的政治影响力，中德关系的健康发展不仅关乎两国利害，对稳定整体中欧关系乃至全球经济格局均具备积极推动作用。
正如中国外交部所言，作为世界第二及第三大经济体，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利益，亦承载着欧洲与世界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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