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22歲與紐約初遇 林懷民：我的身體是在紐約打造

時隔半世紀，國際知名「雲門舞集」(Cloud Gate Dance Theatre)創辦人林懷民將帶著舞團53年的故事再次踏上紐約，於5月1日在亞洲協會(Asia Society)與美國舞蹈節(American Dance Festival)總監尼梅里希特(Jodee Nimerichter)對談。這次肩上的負擔不再如過去一般沉甸甸，但他心中對紐約記憶的濃豔色彩，卻從未褪去。林懷民行前接受世界日報專訪，透露他不為人知的「紐約故事」。

1969年冬，22歲的林懷民與紐約初遇。帶著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贈送的機票，他在聖誕節之際漫步第五大道，去中央公園尋找「麥田捕手」中結冰湖面上的鴨子，卻在走動之間感受到急促的尿意。為解燃眉之急，他匆匆闖入廣場飯店(Plaza Hotel)金碧輝煌的鏡廳，在不諳文化的情況下掏出20元小費給侍者，卻在想起自己還要坐巴士回紐澤西後，又厚著臉皮把錢要了回來。「所以這是我跟紐約的第一個encounter，就這麼一回事，那個時候我是20幾歲啊。」語氣中透露著感慨，與紐約的相遇如此荒謬，如此親民，卻又是如此深刻。

1972年春與夏，25歲的林懷民再返紐約，躍上腳踏車，穿越中央公園層層林蔭，被難耐的濕熱酷暑裹挾著，但前往瑪莎葛蘭姆舞團(Martha Graham Dance Company)的步伐上卻無比輕快。一切畫面直到50年後都仍歷歷在目，像是一場從未醒來的仲夏夜之夢。對林懷民而言，紐約保存著他年少最單純的模樣，在舞團的幾個月裡，紐約的街角巷尾、人文情懷，字字句句成詩，空氣滲透灌入他的血液，從口鼻間吸吐流進他的靈魂。「我的身體是在紐約打造的，」他如此總結。

他仍清楚地記得，那時的他，剛結束愛荷華大學的學業即將回台，在短短三、四個月的空檔裡，舞團與住處兩點一線，下課後鎖上腳踏車，穿越中央公園走到林肯中心(Lincoln Center)，等待中場幕間，花僅僅75分錢感受紐約標誌性的芭蕾舞表演。當時的林懷民只是個「散赤」(sàn-tshiah，台語：貧窮)的普通留學生，年輕又滿懷赤忱，帶著走到哪算到哪的隨性，與未來他將成為的台灣現代舞巨擘絲毫扯不上關係。「那是一個很快樂的暑假，因為書讀完了，沒有責任，打工存了錢，就在紐約這樣混了三、四個月，然後就背著包包去歐洲回台灣。那是我最快樂的時候，因為你年輕啊、跳舞啊，身體練得很好。」

然而，雲門的創立意外地承載著台灣一個緊張關鍵的時局。

林懷民回到台灣後，1973年創辦「雲門舞集」，不僅是台灣第一個職業現代舞團，更開創台灣舞蹈藝術的先河，打開無數舞蹈家的機會，書寫台灣人的共同語言。

那是1979年，雲門舞集五歲，林懷民首次率團踏上美國巡演的舞台。飛機飛過皇后區上空，舞者們興奮地望向窗外，他卻壓抑不住心中的緊張情緒。「我們必須辦好，我們必須跳好，我們必須成功，讓台灣的朋友們感覺到溫暖，感覺到開心。」

而這背水一戰的態度背後，是那個年代整個台灣社會共同承擔的危機感。70年代的台灣，退出聯合國、保釣運動接踵而至，秩序一夕之間鬆動，一種說不清的緊繃感懸浮在空氣中，讓人無處可逃。在這樣的動盪時局中成長的林懷民，開始問自己那些課本從未教過的問題：台灣的歷史是什麼？這片土地上的人，究竟從哪裡來？「從我出生後就是光復後，我們這一代人對台灣的歷史，在課本裡面只有一頁、兩三張，但後來這些東西被打翻了。所以對我們來講，這些都是學習，而不是溫習。」1978年台美斷交之夜首演的經典作品「薪傳」，便是風雨時代的最完美體現，刻入台灣人的集體記憶中。

「那個時候是，『我可以為你做什麼，我可以為社區做什麼，我可以為國家做什麼。』」雲門舞集飛越太平洋，降落在紐約的舞台上，揹負的是這樣一種毋須言說、卻重若千鈞的使命感。林懷民後來形容身為台灣藝術家的處境，其實相當正面。「你永遠在一個船上，它走得好好的，風明天就來了，所以你永遠在找一個新的觀點跟新的平衡。」

幸好，演出過後，紐約時報首席舞評家對雲門舞集的高度評價，讓他終於放下心中大石。「我們走在中央公園，秋天真的很多的葉子，很多人就在草皮上跑來跑去，開心的不得了。」矗立在水泥叢林中的綠洲，此時又多承載了一段屬於雲門舞集的獨特故事。距離廣場飯店廁所裡那個慌忙要回20塊錢的男孩，剛好十年。同一座中央公園，卻是完全不同的重量。

但紐約給過他青春，也曾讓他碰壁。他回想當時拚盡全力想為雲門推開沉重大門的時刻，「紐約它是一個羅馬鬥獸場一樣的地方，幾乎是全世界的好團隊都在那邊競爭，所以你要站出來不是那麼容易，人脈、政府資源都不是把你拱上去的重點，還是你的作品，你的作品就會吸引到經紀人、好的舞評，那這個東西注意到你，不是因為你是台灣人，這是很有趣的事情…啊不有趣、一點都不有趣！」

1978年，他拿著一本黃頁電話簿，按圖索驥發現經紀公司大多集中在57街，便一家一家登門拜訪，留下資料，但在高競爭力的環境下，他始終沒有收到回音。不過「靠作品說話」始終是林懷民的中心思想，在雲門舞集茁壯的期間，厚積而勃發的藝術力量，促成布魯克林(布碌崙)音樂學院的「下一波藝術節」(Next Wave Festival)總監數次飛抵台北親自欣賞，也就此結下雲門與Next Wave的深厚緣分，紐約時報更盛讚雲門舞集已是藝術節不可或缺的團隊。

林懷民的舞蹈中，並非刻意要融入台灣元素，而是讓時間、空間自然而然的流淌在他的體內，讓生活在台灣的確切事實，成為作品中最具台灣味的品牌標誌。

1988年，雲門舞集休團期間，他再次回到紐約居住了將近十個月。這段時間，他流連於亞洲協會的講座與圖書館，在紐約找到比在德里更豐富的印度音樂與表演資源。「你到了德里，什麼地方有什麼演出，你問十個，九個不知道，但紐約可以看到的，比在德里看到的印度藝術更多。」那些在亞洲遊歷時積累的感知，與在紐約吸收的印度、東南亞文化，後來悄悄滲進了「九歌」的骨血。林懷民強調，自己從沒有刻意為之，他形容自己是個「垃圾桶」，「所有東西裝進來，然後創作的時候就不知不覺自然的，這樣流露出來。」也是這樣的創作歷程，造就雲門舞集的獨特之處，不是高高在上的姿態，而是讓全台灣人民的意志能與舞者的肢體交融，而雲門知名的「戶外演出」，亦是從林懷民在美國的時光衍生而來。

在愛荷華大學就讀期間，林懷民跟著老師們把舞蹈搬離校園，周日開著車到鄉下的社區免費演出。偌大的農場裡搭起一方小台，觀眾全是附近的農人和他們的家屬，坐在那裡呆呆地等著看一群學生跳舞。林懷民記得，有一場演出進行到一半，一隻母雞帶著小雞，就這樣大搖大擺地走進了觀眾席，繞了一圈再走出去，台上的人繼續跳，台下的人繼續看，一切都渾然天成。

如今，退休後的林懷民日子過得素淡。但台灣這片土地，對他來說仍有特殊的地位，「紐約給我的感覺，像是我去看歌劇，看完了人散掉了以後，在街上是很淒涼的，而且離林肯中心很近地方的人，可能不知道有這個地方，也不知道有這些事情在進行，也沒有到他們生活裡面，但我覺得台灣可以。台灣地方小，大家的知識水準、教育程度很高，我一直認為雲門作為舞團的存在，他是社會的支持，民眾買票捐款，企業贊助這些都是社會資源，他是社會的團體。在台灣可以創造一個這樣的團隊，是全世界不多的景象，企業不會拿雲門去做廣告，還支持我們去做社區演出，所以能走到這裡，我真的非常感恩。」

頂著連走在市場都會被認出來的知名度，偶爾會有陌生人快步走近，低聲說一句「懷民老師，你好」，再安靜地轉身離去，像什麼都沒發生過。更有一次在鄉下廟會的人群裡，一個女人從人群中走出來，握住林懷民的手，那是一雙農人的手，粗糙而有力，她只說了三個字，「感謝你，」讓林懷民久久難以忘懷。民眾的支持是雲門前進很大的動力，更是這種相互的善意，讓台灣的藝術文化得以持續發展的助力。「我永遠知道我們面對的是什麼人，那些人的臉孔，我都知道。台灣可以發生這些事情，所以我很幸福，我不覺得我在美國可以搞出這些事情的。」

看似光鮮亮麗，但關上門之後，他說自己唯一最重要的任務，不過是掃地、煮飯，把洗衣籃裡僅有的三件衣服拿去洗，還有，別忘記吃藥。「你問我挑戰，這兩個字一出來，我就很害怕，我哪裡能夠挑戰？我能夠好好的走路、不被車子撞到已經不錯了。」語畢，他爽朗地大笑。

5月再返紐約的行程，他雖然已不再是腦袋被演出追著跑的總監，這一次，等著他的有對談、有掌聲、有名氣，但那些在他生命記憶中不可忽略的空缺，也時刻在提醒他歲月的不留情。幫雲門設計舞台的李名覺離世，美國舞蹈節的創辦人亦逝世，那些在紐約等過他、看過他、給過他機會的長輩，都接二連三地向他揮手道別。「想起他們的時候，我還是那個小孩，你懂我意思嗎？我還是20幾歲的小孩。可是現在去的時候，我是白髮蒼蒼的老人，然後他們都走了。」

「我一直以為人生是夢幻泡影，我都明白、我都了解，可是傷痛還是免不了的。」到了這個年紀，他知道見一次就算一次。而他造訪過無數次的紐約，定格他的青春，凝結他的笑臉，在道別了好多次的城市，到最後，他也將再次離開，成為這座不夜城千萬分之一、步履匆匆的身影。「紐約對我來講，我是過客，我是過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