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聂茂：让西方读懂王船山，最难的是传递一个活生生的人

　　中新社长沙11月10日电 题：让西方读懂王船山，最难的是传递一个活生生的人

　　——专访中南大学人文学院二级教授聂茂

　　中新社记者 刘双双

　　王船山(王夫之)是17世纪的中国思想家，为何在数百年后仍能进入世界学术视野？中南大学人文学院二级教授、船山学社副社长聂茂，历时十余年创作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并担任纪录片《船山先生》文学撰稿人。近日，他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探讨王船山思想的世界意义与当代价值。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近几十年来，围绕王船山的研究进入国际学术视野。一位17世纪隐居湖南山中的思想家，凭什么吸引世界学者的目光？

　　聂茂：20世纪下半叶以来，王船山及其思想在域外学界的出场是引人注目的。1963年，俄罗斯汉学家布罗夫以《17世纪中国思想家王船山的世界观》获得副博士学位，称王船山为“真正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并称赞其学说是“中国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此后，白莉荷、朱利安、麦穆伦、谢和耐、布拉索万等欧美学者相继以专著或专论推进，日本高田淳、村濑裕也及韩国李哲承、金珍根、金东敏等人亦有扎实积累。以王船山为对象的研究机构在世界范围内已近四十家。

　　王船山凭什么吸引世界学人的目光？我认为有三个层次的原因：

　　首先是内容的“丰富性”。王船山“坐集千古之智”，对经史子集作了一次全面整理与系统总结。任何一个想理解中国思想整体面貌的域外学者，都绕不开这座思想宝库。

　　其次是方法的“异质性”。王船山立论，从不于变化之外去另立一个不动的本体，只就变化本身说变化。他的世界图景与西方主流形而上学不同：太虚本动，气只有聚散往来而无生灭；理在气中，天下惟器，道不离器。当西方哲学开始检讨“实体”与“主客二分”时，他们发现王船山早已用中国智慧思考过类似的问题。

　　最后是思想的“普遍性”。17世纪的欧洲有笛卡尔、斯宾诺莎、洛克等人思考世界的本源性问题。湖南石船山下也有一个人在追问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他用的是中国古老的话语体系。这种追问没有间断。王船山提供的不是可以被简单归入西方框架的概念，而是一套从不同路径抵达类似深处、却又不可替代的思想资源。这或许比任何“封号”更能解释他为何持续被世界学界所关注。

　　中新社记者：中外对王船山的评价很多，有人称之为“东方的黑格尔”，有人说“1985年美国评出古今八大哲学家，船山先生与马克思并列”，却并无权威资料能够佐证。在您看来，东西方文化在如何评价一位中国思想家这个问题上，是否存在不同的逻辑与尺度？

　　聂茂：这正是我想澄清的问题。所谓“船山先生与马克思并列”的说法，在中文世界流传已久，近年来尤盛，虽然在部分媒体和网络文章中确有出现，但迄今查不到可核查的原始出处：由哪家机构主持、评审者是谁、公布于何种载体，均无线索。判断一位思想家的分量，不能靠一次看起来“高大上”却无从追溯的排名。

　　至于“东方的黑格尔”，则是一种比较式的修辞，用熟悉的名人比喻另一个人，有着传播学上的“偷懒”与便利。黑格尔的辩证法指向绝对精神的自我完成，王船山的“两端而一致”指向人在天地之间“继善成性”的实践。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东西方在评价人的贡献上确实存在差异。西方学界重点关注这个人是否回应了普遍的哲学问题，有没有独特的思想体系；中国学术传统的重心在这个人是否回应了时代的根本困境，能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面对差异，我们不拒绝比较，但要把重点从“与谁并列”转化到“为世界提供了什么样的答案”。我们既要有可比较的自信与自警，也要有“不可通约”的自觉与自强。

　　中新社记者：有学者认为，王船山“两端而一致”的思想可为化解“文明冲突”提供启示。这些东方智慧能否回应今日全球性挑战？

　　聂茂：“两端而一致”是王船山的重要思想。他在《周易外传》中强调“无有乾而无坤之一日，无有坤而无乾之一日”，既批评“规于一致而昧于两行”的庸人，也批评“乘乎两行而执为一致”的妄人：前者看不见差异，后者看不见变化。

　　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同，王船山不承认世界上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之物，阴阳、乾坤不是两个实体，而是同一气化流行的两种动势。文明之间存在差异，但差异不等于对立，两端可以在一致中共存。

　　坦率地说，王船山提供不了解决今日全球性挑战的现成方案。他提供的只是“另一种可能”，其有效性必须在与其他文明的对话中被检验，诚如他所言“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这既是治学的方法，也是面对差异时应有的态度。

　　中新社记者：您历时十多年创作《王船山》，后又担任纪录片《船山先生》文学撰稿人。向世界讲述王船山时，最难传递的是什么？如何让西方读者真正“读懂”？

　　聂茂：从2012年写传记，到2024年推出四卷本小说《王船山》，再到2026年出版小说的修订版，前后经历了十四年。最难传递的不是躺在史料中符号般的哲学家，而是一个吃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

　　挑战有三。一是人格。西方读者习惯看到一个17世纪的朴素唯物论者，直到那个立体的人出现，才真正理解王船山为何在无望中仍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二是思想。如气、理、势、器、文脉、天下等核心概念很难翻译得恰切，因为翻译不是词汇替换，而是整个经验世界的迁移。三是风格。王船山著述文字古雅、节制与含蓄，多用典故，输出过程中“文化折扣”尤其明显。

　　怎样才能让西方读者“读懂”？一是从“问题”入手。三百多年前“文明崩解”之际，人何以自处、文脉何以延续？这是17世纪人类共通的经验，不需要注释就能共情。二是用故事推动思想的转译。思想一旦回到具体的人与处境，异国读者就能走进去。三是加大整理与译介。王船山留下逾千万字的著述，岳麓书社《船山全书》令人景仰，但外译远远不够。百余年来，我们译介了大量西方思想家的著作，而世界能读到的王船山著作，至今仍然是零星篇章。(完)

　　受访者简介：

　　聂茂，中南大学人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中南大学红色文化创作与研究中心主任，船山学社副社长。在船山研究领域，聂茂于2016年完成传记《天地行人：王夫之传》，再历时12年完成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2024年出版)。2026年，《王船山》获新西兰第七届冯蕴珂(珂珂)文学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