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耻辱感让我不会麻木”

在哥本哈根参观了丹麦工人博物馆之后，时事评论作家长平对在他十八年前的文章中讨论的中国诗人郑小琼的一个选择有了新的想法。

读书小组的一位朋友发来邮件，问我是否了解郑小琼，因为她的女儿向她提到了这位中国诗人的作品集《 女工记》。

我们仍然在读上海作家金宇澄的《繁花》。正如我此前介绍过的那样，我们的集体读书方法，是轮流用中文朗读，每读完几段就翻译成德语，随时嵌入讨论。小组中只有我的母语是中文，但德语仍在初级学习阶段，虽然有英语和翻译软件帮助，也颇为不易。我很高兴我们已经这样读了十年书。

毫不夸张地说，这个位于德国杜塞尔多夫的读书小组，读过的中国文学和社会科学书籍，超过了很多中国人。其中一位朋友，在企业界工作，去中国出差，和同行聊到王安忆和杨本芬，并打听去哪里买最新的中国文学作品，对方很惊讶地说：“现在没有人读小说了。”

《繁花》太厚了，我们不得不改为选读，提早结束。因此，那位朋友的邮件，也是在讨论下一本书的选择。

我回信说：郑小琼是中国最好的诗人之一。我是她的大粉丝。十八年前，我在中国写作专栏的时候，还写过文章称颂她呢。

这篇文章是《有多少人保留了郑小琼那样的耻辱感》，发表在2007年6月9日我在《南方都市报》的专栏《谁是谁非》，现在在网络上还能查到。这应该是我在中国发表文章最多、读者量最大的专栏。

“在现实中颤栗的铁”

出生于1980年的郑小琼，20岁从四川南充农村前往广东东莞打工，是那个时代最常见的风景线中的看不见的一个小点。跟千千万万个打工者一样，她吃尽苦头，受尽剥削，“记忆中除了累没有别的”，结果“欠的债比工资多”。

跟别人不一样的是，她有写诗的才能和爱好。比才能和爱好更重要的是，她有拥有诗人的灵魂和勇气。她从写一个异乡人的孤独和思乡开始，然后直面打工者的痛苦和愤怒，写出了一个个人的挣扎与尊严，为一个时代留下了见证。

看见疲倦的影子投影在机台上，它慢慢的移动

转身，弓下来，沉默如一块铸铁

啊，哑语的铁，挂满了异乡人的失望与忧伤

这些在时间中生锈的铁，在现实中颤栗的铁

——我不知道该如何保护一种无声的生活

作为打工者中的一员，郑小琼将这个群体“无声的生活”写成了“有声的诗歌”，被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关于女性、劳动与资本的交响诗”。她很快受到关注，获得了包括人民文学奖在内的中国诸多诗歌奖项，出版了《女工记》《黄麻岭》《人行天桥》十多部诗集。

从网络介绍中我得知，《女工记》已被译成德、英、法、日、韩、西班牙、土耳其等多种语言出版。也许我能为读书小组找来德语版和英语版对照阅读。

许多中国女性背井离乡到城里打工，郑小琼将这个群体的生活写成了诗歌

“在字的横竖间闪烁着耻辱的斑点”

经过这位朋友的提议，我的那篇旧作，就成为我们的读书小组最近一次聚会的阅读材料。

我的文章不是文学评论，可以算是借题发挥，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讨论诗艺，而是为她的耻辱感深受震动。相比较她的耻辱感、疼痛感，人们常说的从生活中寻找灵感，显得多么浅薄和做作。

我摘录了郑小琼几句诗——

“我们在废纸上保持古老而优雅/内心灌满了耻辱”，“我们的羞愧来自沉默太久太深/我们在痛苦中宽恕脆弱的灵魂”，“习惯了沉默的/耻辱，还要我，过早的/抛下青春与愤怒”，“我们的人生正被时代删改或者虚构/在字的横竖间闪烁着耻辱的斑点”。

我认为，这种清醒的耻辱感，不仅是一个叩问人生处境的好诗人所必须具备的敏感，也是一个追求有尊严的生活的普通人所应该持有的警惕。

最近我接受了一次关于“六四”的访谈，编辑将标题取为“我活着是一种耻辱”，引发了一些争议。有关心我的朋友说：六四镇压不应该是你的耻辱，这是中共的耻辱。辱骂我的网络五毛们则说：活着是耻辱，怎么不去死?

我借此对德国朋友们解释说，被迫生活在不义的世界，就是作为一个人的耻辱。正如我在文章中所说：

耻辱感是人类捍卫尊严的基础，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动力，是人类最珍贵的情感和认知能力。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丧失耻辱感的时候太多了，很多人为自己的麻木不仁而心安理得，为自己的犬儒混世而沾沾自喜，甚至为自己的坑蒙拐骗而洋洋得意。良知被出卖，灵魂被收买，历史被遗忘，真相被隐藏，规则被扭曲，律法被践踏，并不是多么罕见的事情。

由于诗歌通常难以翻译与理解，在接下来阅读《女工记》之前，我先给了读友们一个“简单粗暴”的垫底：我带领大家一起朗读了德国《基本法》第一章第一条：“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之义务。”

我说，这就是理解郑小琼诗歌的关键。

“我的诗歌灰，因为我的世界是灰的”

几天前，我在哥本哈根参观了丹麦工人博物馆(Arbejdermuseet)，看见诗人乌利齐·彼得·奥弗比 (Ulrich Peter Overby)的雕像，对我在文章中谈到的郑小琼的一个选择有了更多的想法。

郑小琼早年曾参加当地文学院合同制作家竞聘，却因为申报选题——调查打工者的生存状况——不够主旋律而落选。当她获得官方的主流文学奖之后，机会又不请自来，当地作家协会邀请她加入，可以去当拿工资的专业作家。但是她拒绝了，依然留在工厂。她说，“我觉得还需要保持这种在场感，一种底层打工者在这个城市的耻辱感，这种耻辱感让我不会麻木”，“打工的疼痛感让我继续写诗”。

这是我写那篇文章讨论她的耻辱感的原因。

奥弗比出生于1819年，被誉为丹麦第一位工人诗人。

在两百年前的丹麦，底层工人也过着悲苦的生活。和郑小琼一样，奥弗比用自己的笔记录了工人生活的艰难，以及他们对尊严的渴望。

工人诗人加入官方领导的作协，无疑是一种耻辱。但是，加入组织本身并没有问题，还可能让自己贡献更多。奥弗比加入了丹麦国际工会，他的诗歌成为工人运动的力量源泉。

在两百年之后的中国，郑小琼没有赶上这样的“好时代”。她还不得不为自己辩解说：

有人多次说我的写作太灰暗，太尖锐，只是停在愤怒的表面，是的，我只是想说，这些是我的真实感受。我不知道什么叫光明或阴暗，我只看见事实。我的诗歌灰，因为我的世界是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