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后區法拉盛敦城海鮮酒家的大圓桌前,採訪還未開始,人稱「興哥」的鄧貴興沒有寒暄,沒有鋪陳,一落座便帶著靦腆地微笑著問:「吃點什麼?」
似乎只有先確認來者吃飽喝足,他才好安心開始聊天。這種「以食為先」的習慣,是他做了一輩子的事,也是他身為廚師、老闆與移民的共通語言。
敦城占地10萬平方呎,一次能坐滿450人。周末的推車像潮水一樣流動,點心的節奏在正午過後逐漸平息,那時,還想點蝦餃或鳳爪的人只能看運氣了。
法拉盛的餐館密度向來驚人,但這幾年,敦城的顧客群正在變化。興哥說,現在三成客人是白人,而且還在增加。「他們都是看米其林、看YouTube來的。」他笑著說。
鄧貴興17歲入行,18歲拜師。一開始做的是西餅,但那個年代廚房還不用機器,全靠手臂打奶油、摔麵糰,皮膚在反覆摩擦中發炎,他才轉進廚房。
香港的餐飲界,那時有種介於江湖和行當之間的秩序。粵菜講究門派、輩分、傳承。鄧貴興的師傅與名震國際的阿一鮑魚師傅楊貫一同門。他提起這段往事,語氣裡仍有敬意—那是他看待技藝的價值體系。
學徒前十年,他幾乎是被罵著長大的。「我們那個年代,一個月只有一天休息」。
在那個沒有捷徑的年代,手藝是一種靠身體累積的知識。
師傅不會手把手教。他需要靠眼睛捕捉火候的細微變化、靠耳朵聽油鍋的聲音、靠手腕記住甩鍋的角度。只有做出來的味道會不會被罵,才是唯一的標準。
1988年,他跟著一家餐館老闆來到美國。落地的第一天,他未感到興奮,而是空洞不耐。他來自香港,那裡的密度、速度與噪音是他的一部分,對比起來紐約就是一座陌生空城。
「當時天天都想回香港。」他花了兩年時間才適應這裡的節奏。
1991年,他決定留下,開了第一家餐廳。但那是法拉盛治安的低谷期,街區有自己的規則,晚上某些街口不能走、某些人不能招惹,保護費不繳?那接下來皮可要繃緊。
當時餐館甚至曾被幫派仇家糾紛波及,無辜遭AK47步槍掃射。子彈紮實打在玻璃上,那是比油煙更尖銳的警告,在異鄉安身,從來不是簡單的事。
「在這安居樂業不容易,但我覺得我應該做得比別人好一點。」他語氣很輕,不誇口,也不浪漫化,而是一種踏實的自我要求。
那天,我們在廚房看他炒一道看似普通的芥蘭。
他的身體微微彎腰前傾,更能掌握力道。甩鍋的動作帶著節奏感,油在鐵鍋裡快速移動。
工序分成幾個段落:熱鍋、嗆蒜爆香、再熱油。但真正費工的,是前置。
芥蘭必須削皮、刨過,再以特定角度斜切;最後加入大地魚提味。端上桌的菜色,外表乾淨、俐落,看不出背後的繁複。
鄧貴興的合夥人李家文表示,他從興哥身上學到最多的是「他對食物的態度」。興哥曾說:「每樣食材都有靈魂,要像人一樣對待。」
在廚房裡,看他抓食材的手勢和節奏,是一種長年累積、行雲流水的身體直覺。料理的核心不是技巧,而是對食物的尊重。
問他長期彎著腰痠不痠,他一樣靦腆微笑地回說:「習慣了。」
疫情爆發後,紐約餐飲業幾乎同時停擺。許多老店關門、員工離散、餐館變成空殼。
敦城卻在那段最艱難的時間維持營運。原因很簡單:興哥無法接受員工「沒有收入」。
於是,他把家鄉客家文化裡的「盆菜」搬到了紐約。盆菜是一種節慶料理,把雞、海鮮、蔬菜層層堆成一盆,象徵團圓。當城市禁止聚餐時,盆菜成了許多家庭的情緒出口:可以外帶、可以重熱,也可以讓人想起某種「還能慶祝」的可能。
那一年僅在農曆新年那一周,他們就賣出3000多盆,一天要做4、500盆。
盆菜很重,也很費工。但端出來時,會感覺得到食材背後的那股誠意,一個人把自己的文化語彙親手交給一座異鄉城市。
鄧貴興不把「40年經驗」當作終點。他仍然去新餐廳吃飯、看YouTube、從客人的照片找靈感。
他知道口味是一座城市的語言,而法拉盛擁有自己的語系。有些人喜歡重口味,有些人喜歡清爽,有些人習慣香港的味道,有些人樂於追隨潮流新奇口味。
「在美國學到的一件事是,味道要夠。」不是更鹹或更辣,而是在眾多聲音中,讓一道菜保有存在感。
敦城的熱鬧與地位,是「人」撐起來的。
有些客人從他剛到美國第一天就開始吃他的菜。30多年後,他們帶著孩子、甚至孫子回來。有人把敦城當成節日的儀式場地,有人把這裡視為移民生活中像「家」的一種象徵。
與他合作30年的點心師傅劉榮駒,是另一種陪伴。兩人在廚房裡配合久了,語言反而變得不必要。鄧貴興談起這些人,只說:「很感恩。」語氣平淡,卻足以概括他在這座城市裡的真正收穫。
訪談即將結束,他又問:「吃飽了嗎?」
這句話裡包含了他對員工、客人、食材與生活的所有關懷。這是他理解世界的方式:先確保你吃飽,再談其他。
在敦城的廚房裡,一個香港仔用40年的時間,把他的溫度、火候、語言與信念,全都慢慢熬出來。而那些味道,也讓紐約這座擁擠的城市多了一份人情味。
小檔案
姓名:鄧貴興(興哥)
來美時間:1988年
工作:粵菜廚師、餐廳經營者(敦城海鮮酒家)
給讀者的一句話:「每樣食材都有靈魂,要像對待人一樣對待。」
皇后區
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