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庆成：香港扶贫策略转变的争议
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贫富悬殊问题一直相当严重。当地一家非政府组织几年前进行的调查发现，香港整体贫穷人口约为139万，贫穷率高达20.2%，意味着大约每五个香港人中，就有一人处于贫穷状态。本届特区政府2022年上台后，除了不断巩固国家安全防线，也致力扶贫工作。
港府日前公布首份《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列举大量数据，揭示当局过去几年支援基层家庭的工作取得了不俗成绩。例如帮助基层青少年开拓视野的共创明“Teen”计划，超过九成参与的学员表示至少在一项指标上获得提升，超过七成学员在三项或以上指标获得正面变化。
为劏房户提供煮食和社交空间的“社区客厅”计划，约95%会员认为生活空间有改善，社会连结感及社会归属感也有提高；另有九成会员认同人际网络及社会支持有提升。
至于释放单亲家长劳动力而提供的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参与家庭的每月平均收入增加了3500港元（约580新元），97%家长或监护人表示计划改善了因个人和家庭责任而影响工作表现的情况，以及可以减轻与子女磨擦和经济压力、情绪负担。
如果说以上数字是冷冰冰的，我这几年接触的一些基层港人，也都反映他们的生活确实有了改善。记得我访问过一位住在深水埗小劏房的Ｇ，过去一家人挤在狭小空间里，日常起居处处受限。自从附近的“社区客厅”启用后，他们的生活迎来了大改变。妈妈平日会到“社区客厅”的共享厨房煮饭，不用在狭窄厨房局促忙活；闲时还能使用洗衣设施，让生活更整洁舒适。
最开心的是就读小学的儿子，以前他在家没有玩耍、温书的地方，只能安静待着。现在“社区客厅”有阅读区和活动空间，他终于可以安心写作业、看课外书，还能和街坊小朋友一起玩耍，不再被困在狭小的劏房里。
如今，Ｇ一家人几乎每天都会到访“社区客厅”，原本只能勉强栖身的劏房，变成了简单的休息居所。一家人多了宽敞的活动与生活空间，生活品质明显提升，心情也变得轻松愉悦，真切感受到扶贫政策带来的实质改善。
也有香港长者向我反映，近年港府与各区社团积极推动敬老工作，每逢过年过节，都会有关爱队、社福机构上门派发米面、日用品等免费物资。部分长者领取次数频密，累积大量物资用不完，部分食品过期浪费，造成资源耗损。
然而，港府这次发表扶贫成果报告的同时，表示今后不再使用“贫穷线”和定义“贫穷”，改为锁定三类群体精准扶贫，分别为有儿童的劏房户、有12岁以下子女的单亲户、年满80岁全长者住户，也引起社会不少争议。部分人质疑当局此举是“搬龙门”，意图减低灭贫的压力。
从良好的意愿来看，港府的做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当局于2013年成立扶贫委员会致力扶贫，同时制定“贫穷线”标准，其定义为全港相同人数住户每月入息中位数的50%，低于此门槛即被界定为贫穷户。在此情况之下，也出现了解决相对贫穷“永远存在”的困局。不论经济好坏，政府如何努力扶贫，总有一定比例的人口处于“贫穷线”下。
但正如港府所说，这条“贫穷线”只看收入，忽略资产、居住品质、照顾压力，不少有物业的长者因此被误划为贫穷，部分低收入但住大单位的家庭反而得不到支援；新机制转为针对三大弱势群体定向扶贫，能够摆脱单一收入盲点，令扶贫更加务实。
不过旧的扶贫方法有弊端，不等于新的机制没有。一些批评者认为，“贫穷线”犹如社会的体温计，即使有局限，仍是监察整体贫穷趋势、贫富差距及评估政府政策成效的重要工具。放弃它犹如放弃一个宏观的贫穷监测工具，难以客观衡量社会不平等问题是否恶化，难以掌握整体贫富差距走势。
而且，港府的新政策锁定三类群体精准扶贫，意味日后扶贫有可能遗漏一些较隐蔽的弱势群体，例如在职贫穷青年、无家者、残疾家庭、新来港低收入家庭。此外，针对一些有资产但缺乏精神关怀的独居长者，当局如何主动接触并提供非金钱支援，也是一个难题。
扶贫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简单工作，不论沿用“贫穷线”统计，还是转向针对特定弱势群体的精准帮扶，最终目标都是切实改善基层生活、缩窄社会差距。未来港府既要完善配套机制，弥补取消“贫穷线”后宏观数据监测的不足，持续追踪整体贫富走势，也要灵活扩大支援复盖面，避免边缘弱势群体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