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兒虐是不容輕忽的問題,每一起案件都令人痛心。準備參選台北市長的民進黨候選人沈伯洋日前受訪時,談到台北市兒虐問題,宣稱台北市的不當兒虐事件應該是六都之首。當主持人追問相關原因時,他坦承因為手上沒有資料跟數據,所以只能用猜的。
一個具有犯罪學博士背景、又準備參選首都市長的人,談到如此嚴肅的公共議題,竟然把猜測當成政策論述,這是學者應有的專業,及候選人應有的基本態度嗎?
問題是,沈伯洋這一猜,還真的猜錯了。根據衛福部公開資料,2024年兒少遭受父母、照顧者或其他家庭成員施虐致死人數,高雄市就有12人,居六都之首;台北市則沒有個案。若看2023年至2025年的家內受虐致死統計,高雄也遠高於台北。至少從兒少受虐致死的統計來看,台北市顯然不是六都最嚴重的城市。至於兒少保護通報案件,各縣市的通報數、受理數、調查案件及實際受虐人數,本來就有不同定義,不能混為一談。但不論採用哪一項統計,政治人物都不應在沒有查證的情況下,逕自把台北市說成六都最嚴重。
針對這項爭議,沈伯洋陣營澄清,當時受訪談論的主軸與廣義的指標包含幼兒園不當管教、照顧環境與通報處理等有關,並非專指家戶內致死案。
然而,即使雙方對「兒虐」定義的涵蓋範圍認知存在落差,政治人物在公開受訪時若未能精準掌握統計基礎,確實也給了對手質疑其論述嚴謹度的空間。
更何況,兒虐案件的統計維度繁多,不適合簡化為單純的政治攻防數字遊戲。通報數增加,可能代表案件增加,也可能反映通報意識提高、通報管道更完善;受虐致死則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指標。沈伯洋具有犯罪學的背景,照理說應該發言更加嚴謹,卻在未備妥具體細目數據前脫口「用猜的」,難免令人質疑是拿來做為政治攻防的工具。
沈伯洋的爭議,核心在於政策論述的精確度。他要選台北市長,且身為立法委員,索取資料並非難事,卻在沒有資料的情況下,就斬釘截鐵指控台北市情況最嚴重。既然如此,接下來談都更、交通、教育、社會福利,是不是也準備繼續「用猜的」?
值得追問的是,這種政治口水與攻防,要不要拉高到法律責任層次?部分藍營民代與評論提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質疑其散布不實訊息。但在法律實務上,候選人在政論或專訪中的粗糙發言、政策推估或數據解讀落差,是否直接構成選罷法所指的「故意散布虛構謠言且足以損害公眾」,通常需要嚴格的主觀犯意與構成要件認定,能否冠上刑事指控在法律上有討論空間,使得這類發言多數時候仍屬於政治口水與選戰攻防的範疇。
沈伯洋既然要選台北市長,面對外界的檢驗自當以更嚴謹的態度端出數據與政見。市長辯論或許可以不用準備,但治理城市絕對不能憑直覺、用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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