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比克的母亲丹恩认为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阻止那些贩卖致命毒品的人。加通社

【星岛综合报道】詹森(Brandon Jansen)的母亲说，他是一个热情友善、热爱健身的“健康达人”，喜欢去健身房。

在他去世前的两年里，他曾辗转于13间戒毒机构，在这些机构中，他总是乐于帮助其他病人。2016年3月7日，在位于卑诗省鲍威尔河(Powell River)的最后一间戒毒机构，他因芬太尼(fentanyl)过量而去世，年仅20岁。

雷比克(Glenn Rebic)是温哥华滑板圈的风云人物，至今仍有人向他的母亲讲述他对他们生活的影响。2019年6月22日，他因吸食掺有芬太尼的可卡因而去世，享年29岁。

兰塔宁(Michael Rantanen)热爱户外活动和艺术创作。他的母亲为了纪念他，在手臂纹上了他的签名。他于2022年7月15日去世，毒理学报告显示他体内含有强效合成鸦片类药物卡芬太尼(carfentanil)，他年仅25岁。

Ellen Lin回忆起她的女儿Emmy Liu，说她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少女，热爱吹长笛，还有一长串的奇幻小说书单。2025年1月30日，年仅14岁的Emmy在卑诗省素里市的家中因芬太尼过量而去世。

加通社报道，这4名年轻受害者是自2016年4月14日卑诗省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以来，因非法毒品死亡的18,000多个案中的一部分。

尽管近期死亡率有所下降，但卑诗省平均每天仍有近5人死于非法毒品。非法毒品中毒是该省非自然死亡的首要原因，其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凶杀、自杀、交通事故、溺水及火灾死亡人数的总和。

卑诗省即将迎来“毒品危机”宣言发布10周年之际，悲痛欲绝的亲友、前政策制定者、医护人员，以及吸毒者都在反思这10年来的危机，以及当初可以采取哪些不同的措施来挽救更多生命。他们描述了合成鸦片类药物的出现所带来的爆炸性且致命的影响，以及在死亡人数飙升之际，为遏制这场灾难而展开的公共政策斗争，还有随之而来的个人挣扎。

来自卑诗省那乃磨的35岁居民席尔瓦(Lenae Silva)，从15岁左右就开始使用各种鸦片类药物。她共同创办了一个组织，旨在分发清洁的注射器及吸毒工具包等减害用品，同时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支援。

她估计有数百位朋友都因吸毒过量而死亡。她说，许多人因此丧命，对于每一宗死亡事件，都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可以避免。

她说：“这就像一条条道路，每个人都跌跌撞撞地走下去，最终都离开了人世。所有这些路原本都可以改道，或者分岔，或者通往一扇门，你知道，那扇门本可以通往安全之地。”

“希望我能给出更好的答案，但是……”她话音未落，声音便渐渐低了下去。

如同原子弹爆炸

在卑诗省前首席卫生官肯德尔医生(Dr. Perry Kendall)及前卑诗自由党卫生厅长莱克(Terry Lake)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卑诗省因“与毒品相关的过量用药和死亡人数显著增加”而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迹象。

卑诗省在2015年报告了474例疑似非法药物致死案例，但与危机加剧后每年超过2000例的死亡人数相比，这个数字显得微不足道。

但在当时，死亡人数比前一年增加了30%。2016年1月的76例死亡是自2007年以来单月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危机爆发时，泰特(Ian Tait)已经当了15年的急救员。他早年曾在素里市惠利(Whalley)社区的135A街的前线工作。

他说，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一两年前，那些难以逆转的过量用药案例数量就已经开始增加。

“这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一下子就爆发了。我们突然间就疲于奔命，根本跟不上纳洛酮(Narcan，鸦片类药物拮抗剂)的消耗量。”他说。

“我们每天处理的毒品过量案例从5、6例激增到30例左右。”

如今，这位在急救部门工作了四分一世纪的老兵表示，他的同事有时一天要处理“数百例”毒品过量案例。 1月21日，卑诗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表示，全省共有256例毒品过量案例，创下历史新高。

他说：“我认为人们没有意识到，如果没有纳洛酮，每年死亡人数将达到…一万人。”

卑诗省是加拿大第一个建立全省范围内的纳洛酮居家急救计划的省份。该计划每年发放40万件纳洛酮急救包。

芬太尼的出现引发了这场危机。芬太尼是一种合成鸦片类药物，其效力是吗啡的50到100倍。它于1960年代首次合成，并迅速成为医院和处方药中常用的止痛药。

但它也流入了街头。卑诗验尸官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5年，芬太尼与该省约29%的药物致死案例有关。2016年，这一比例飙升至66%。

随着海洛英和羟考酮等其他鸦片类药物在过量致死案例中的出现率下降，芬太尼成为迄今为止最常见的致死毒品，无论是在卑诗省、北美其他地区还是世界大部分地区。

詹森在阳光海岸的鲍威尔河因芬太尼中毒身亡，大约在紧急状态宣布前5周。

他的母亲米歇尔(Michelle)回忆起为儿子寻求帮助的艰难历程。在儿子去世前的两年里，她在私人医疗机构花了大约25万元。

她说：“在政府资源方面，你根本无处可求助。你找不到任何人可以求助。我带儿子去看医生，这对医生来说，一切都是全新的领域。”

在温哥华岛那乃磨的街头，吸毒者互相依靠，互相提醒毒品的劣质批次，并在有人过量吸毒时互相帮助。席尔瓦说，这远在官方警告普及之前。

她说：“在新冠疫情之前，纳洛酮并不普及，所以很多老一辈的人都在教我们这些年轻人如何逆转毒品过量。”

“帮助他们呼吸。”她指的是人工呼吸：“如果可以的话，一定要让他们去医院。”

泰特认为，宣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非常重要，即使政府最初可能有所犹豫，因为这意味着承认他们先前的做法并没有发挥作用。

他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这是一个医疗问题，这是一个卫生问题。”

“所以，我觉得当它第一次被正式定义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时，政府才真正承认了这件事确实存在，我们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来应对。”

肯德尔在访谈中表示，通常情况下，在疫情爆发、官员需要命令民众接受治疗或居家隔离时，政府会发布紧急状态声明。

在这种情况下，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意味着政府可以要求更快地发布更多资讯。

他说：“我们从验尸官办公室获得了更多、更快的数据。我们可以从警方获得数据。我们可以从急救服务部门获得数据。”

他表示，这些数据可用于快速确定药物过量事件的发生地点，以便制定和部署相关服务。

他说：“这也引起了政界及媒体对这一问题的极大关注，我们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预防、干预和药物治疗，无论是药物治疗还是行为疗法。”

卑诗省府表示，该省拥有超过3,700张治疗和康复床位，其中790张是自2017年以来新增的。

但在儿子詹森过世10年后，米歇尔表示，政府需要采取更多措施，设立专门的机构，让人们能迅速获得协助。

她说：“指望一个深陷毒瘾、被毒品控制的人能够……找到合适的治疗机构，打电话预约，自己前往治疗，这完全是荒谬且不切实际的。”

“他们可能两周内都无法获得治疗。那你就失去他们了，真的失去了。这根本说不通。”

非刑事化实验，随后倒退

这场危机的轨迹并非一帆风顺。

卑诗验尸官服务处的数据显示，2019年该省因中毒死亡的人数显著下降至不足1,000人，比前一年减少了超过三分之一。

肯德尔表示，这一下降“令人鼓舞”。然而，随后疫情爆发。

“如果没有新冠疫情，之后会发生甚么事？我不知道。”2018年退休的肯德尔说。

“我原本以为我们能够控制住局面，因为看起来我们已经取得了不错的开端。但我认为新冠疫情让更多的人陷入了困境。”

2020年，随着全球疫情导致边境关闭，许多人被迫居家隔离，卑诗省因滥毒致死的人数达到1,775人，比前一年增长了79%。

席尔瓦回忆起她认识的人“消失”的情景。

“通常需要朋友的朋友，或认识他们的妈妈的朋友，才会站出来说：‘嘿，很抱歉，这个人去世了。’”她说。

“所以，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大量的人离我们而去，我们的朋友，那些陪伴了我们几十年的熟悉面孔，就这样消失了。”

席尔瓦表示，边境关闭对毒品供应造成了影响，导致新的秘密制毒工场出现。

死亡人数持续攀升：2021年为2,294人，隔年为2,390人，2023年达到高峰2,590人。

随着危机的蔓延，卑诗省被迫走在全球毒品政策的前沿，扩大了安全供应政策和受监管的吸毒场所。2016年，卑诗省只有一个安全吸毒和过量用药预防场所；到2021年，这一数字增加到38个；到去年年中，已增至58个，此外还有9个设在医院内。

最具争议的是2023年启动的非刑事化试验，该试验允许成年人在为期3年的试点计划下，累计持有最多2.5克鸦片类药物、可卡因、甲基安非他命及摇头丸。

支持者们力主提高毒品使用限制，并寻求扩大安全供应管道，允许毋须处方即可购买鸦片类药物。

但这些努力如今已陷入停滞。卑诗省于今年1月宣布结束非刑事化实验，此前，该省已在舆论反弹中收紧了于公共场所吸毒的相关规定。

批评人士称非刑事化政策失败，相关研究对其有效性也存在争议，并成为2025年联邦大选的热门议题。

2025年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健康论坛》(JAMA Health Forum)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卑诗省的毒品安全供应政策及非刑事化政策均与鸦片类药物过量住院人数增加有关，但并未导致死亡人数增加。

2024年，卑诗省收紧了毒品持有地点的限制。到2026年初，省长尹大卫(David Eby)告诉记者，非刑事化“行不通”。

席尔瓦则坚持认为，虽然非刑事化“并不完美”，但它允许人们在他人周围使用毒品，从而挽救了生命。她解释：“它避免了许多人孤独地死去。”

至于卑诗省的安全供应计划，即向有过量用药风险的人群提供药用级鸦片类药物，自2020年推出以来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卑诗卫生厅表示，该计划的使用者数量在2023年3月达到峰值，接近5,200名患者，到2024年12月下降到少于3,900人。

2025年2月，卫生厅长奥祖宜(Josie Osborne)宣布将该计划调整为“仅限监督”模式，即在监管下使用鸦片类药物。

此举源自于大众对处方鸦片类药物氢吗啡酮滥用问题的强烈抗议。卫生厅调查部门泄漏的报告显示，相当一部分处方鸦片类药物被滥用，部分药物被贩运至省内、全国乃至国际范围。

与卑诗省的许多前沿政策一样，安全供应计划也经过了广泛的研究。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至少领取一次安全供应鸦片类药物后的一周内，过量用药致死的风险降低了55%。

一项研究发现，连续4次或以上领取安全供应的鸦片类药物，与接下来一周内所有原因导致的死亡风险降低91%有关。

但发表在《美国医学会内科杂志》(JAMA Internal Medicine)上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在卑诗省推行更安全的鸦片类药物供应计划后，鸦片类药物过量住院率“相对上升”了近63%。

席尔瓦多年来一直使用更安全的鸦片类药物供应计划，并称这是她接受过的最有效的救命帮助。

她说：“我当时几乎已经完全戒掉了(街头毒品)，结果他们却改变了计划。”

席尔瓦表示，在新计划下，她能获得的更安全的药物减少了，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街头毒品。

她说：“他们发放药物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身体的承受能力。我现在每天都感觉不舒服，勉强撑过来，好在我有房子住，身体也健康。你知道，现在的情况很可怕。”

死亡人数下降与供应变化

自2024年起，卑诗省的鸦片类药物死亡人数开始下降，这与北美其他城市普遍存在的趋势相符。

然而，尽管卑诗省采取了多项政策措施，但死亡人数的下降速度却比其他一些地区慢。

非刑事化试验的第一年，因药物死亡人数并未下降，反而创下了毒品过量致死人数的新纪录。

2023年，卑诗省的鸦片类药物死亡人数为2,590人，比前一年增加了8%。这一增幅高于加拿大其他一些地区，例如安省，该省的死亡人数增幅为4%。而美国的鸦片类药物死亡人数在2022年达到高峰后，已经开始下降。

2024年，也就是非刑事化过程受阻的那一年，卑诗省的毒品致死人数下降了10%。这一降幅低于安省(15%)，而同年美国的毒品致死人数则下降了27%。

卑诗省的毒品致死人数下降趋势似乎已经赶上了其他地区，去年下降了约21%，至1833人；根据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最新数据，这一同比降幅与美国大致相同。加拿大在2024年至2025年间的毒品致死人数下降了17%，加拿大公共卫生署(Public Health Agency of Canada)称之为“自新冠疫情期间死亡人数激增以来的首次持续下降”。

毒品致死人数在加拿大范围内下降的原因，目前仍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在去年12月更新的一份报告中，将药物供应变化、纳洛酮的可及性，以及“高危险群数量下降”列为“可能”的因素。

发表于2026年4月《国际药物政策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的一项研究也提供了一些线索。该研究对卑诗省未管制鸦片类药物的样本进行了检测，发现该省芬太尼浓度中位数在2023年中期达到高峰11%，随后在2025年初下降至5.1%。

地缘政治分析或许可以佐证芬太尼浓度下降的论点。《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美国药物过量致死人数下降的文章指出，这一趋势与“非法芬太尼进出口的重大中断”有关，而这可能关系到中国政府的行动，因为大多数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都被认为产自中国。

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于2023年开始加强打击合成毒品和化学前驱供应商，并声称截至2024年6月，已查封14万条广告及14个线上平台。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指出，其他潜在因素包括纳洛酮急救包发放量较大的地区，死亡人数下降幅度更大；此外，死亡人数本身，亦减少了潜在的未来受害者，也可能起到了一定作用。该机构指出，死亡人数下降幅度最大的地区，先前的死亡人数也较多。

导致死亡人数下降的“不太可能”的原因有哪些？该机构的报告列出了受监督使用毒品、毒品过量预防中心，以及类鸦片促效剂疗法(opioid agonist therapy)。

策略转变

卑诗省的瘾癖治疗政策正在转变，公众将更加重视对患有严重且交织精神健康及药物滥用问题的患者，接受治疗及非自愿护理。

省长尹大卫(David Eby)在11月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当有人病情严重到无法做出关乎自身安全的决定时，我们有责任以同情和关怀介入。”

这项转变包括对12月通过的《精神健康法》立法修订。此次修订加强了参与非自愿照护决策及有关医护人员的责任保护。

省府在11月也表示，正在紧急增加卑诗省现有的2,000多张精神健康床位，以提供非自愿治疗。

卑诗验尸官服务处于2023年组成的一个小组估计，该省有22.5万人吸毒。

一些经历过亲人离世之痛或在过去10年中一直在禁毒第一线奋战的人士认为，这项政策的转变来得太晚了。有人质疑，为甚么没有对毒品流通背后的犯罪者采取更多措施。

Ellen Lin将女儿Emmy的死归咎于“荒谬的”非刑事化实验。

她说，这项政策“打开了毒品滥用的闸门，使儿童和青少年面临极大的危险。”

Ellen Lin说：“他们为成年人，包括毒贩和其他不法分子，向弱势未成年人提供或出售危险毒品创造了条件。”

雷比克的母亲丹恩(Meredith Dan)也认为，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阻止那些贩卖致命毒品的人。“为什么他们没有被控谋杀？因为他们本质上就是在杀人。”

她说，吸毒者和失去亲人的家庭都需要更多资源。“我认为社会上没有人能完全不受毒品危机的影响，无论是朋友、亲戚还是同事。”

急救员泰特表示，他的同事们质疑，毒性越来越强的毒品是如何流入加拿大的，以及为甚么没有采取更多措施来阻止这种情况。

他说：“世界上哪里会有人把马用镇静剂及效力强100倍的麻醉剂混入街头毒品？这是怎么发生的？这些毒品是怎么进入我们国家的？它们是在这里制造的吗？这几乎就像一个地缘政治物流链的问题。”

兰塔宁参加了一个专门为在危机中失去亲人的人设立的支持小组。她说，没有经历过这种丧亲之痛的人很难感同身受。

“人们对于因毒品失去亲人这件事抱有一定的偏见，我认为在这种背景下，人们能够理解。在这个互助小组里，我感到被理解和被倾听。”她说。

“我们需要成立这些互助小组，这表明我们正在失去太多的人。”

(图：加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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